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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清代诗人沈德潜论诗,有这样的断语:“诗到真处,一字不可易。”如果诗离“真处”尚差咫尺呢?一字之易就不可缓行。中国诗歌用字极简,炼字极精,一字之易往往会使意趣发生微妙的质变,这种类似于郢人斫垩的斧正,既需要巧思灵感拍马驰援,也需要事理逻辑和精神境界为之辅翼。 唐代诗人贾岛咏得佳句,却拿不准“鸟栖池边树,僧推月下门与“鸟栖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哪个更强。他正在“推敲”之际,神思恍惚,竟冲撞了大官员韩愈的车驾。后者毕竟是一代文膏,不仅不加怪罪,还为他定稿为“鸟栖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,空灵、静谧和神秘都齐全了。 五代诗人郑谷为诗僧齐己改《早梅》诗,将“前村深雪里,昨夜数枝开”改为“前村深雪里,昨夜一枝开”,这道减法题做得妙,“一枝”抢先,可见其早。中国古人的逻辑训练通常都是不及格的,郑谷却让事理逻辑派上了用场,因此难能可贵。 北宋文学家、政治家范仲淹于宋仁宗明道年间被贬谪至睦州,他为东汉隐士严子陵建造祠堂,并作《严先生祠堂记》,深致敬意。文中有四言歌词: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德,山高水长。”他写成此文,慎重起见,请好友李泰伯把关。李泰伯学问精深,为人诚恳,他对《严先生祠堂记》的立意和行文都很欣赏,唯一提出的商榷之处就是“先生之德”的“德”字,他认为略嫌直白浅狭,不如将它改为“风”字,“风”有风范、风采、风流之意蕴,有飘逸、隐逸、闲逸之韵味,更切合严子陵的身份和作为。范仲淹读完李泰伯的回书,对这一字之易极为认可和佩服。 明朝才子张岱在《夜航船》中也记载了一个改诗的故事。萧楚读到张咏诗句“独恨太平无一事,江南闲杀老尚书”,当面直言“恨”字不妥,应改为“幸”字才恰当。天下太平,家国祥和,这是幸事才对,又何恨之有?萧楚的言外之意是:你老兄厌倦天下太平而希望人间多事,这种英雄情结并不可取。张咏是个明白人,对萧楚的委婉批评深为感激,立刻拜他为“一字师”。 晚清封疆大吏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,年轻时,即长于书法,善于吟咏。有一次,他作《咏月诗》,得妙句“一钩已足明天下,何必清辉满十分”,颇为自得。林则徐也欣赏这两句诗,但他品咂再三,总觉得诗境受到了局限,美中不足,于是他提笔改易一字,变为“一钩已足明天下,何况清辉满十分”,诗境顿显开阔,意味也更加深长了。中国读书人重诗教,因为诗可以言志,林则徐借机教诲沈葆桢,这岳父大人当得好,“一字师”也当得好。 韩愈在《师说》中写道:“……是故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。”这就是说,无分地位高低,年龄大小,只要谁所言得当,即可为师。臧克家将毛泽东的词句“原驰腊象”改为“原驰蜡象”,是一个范例。大教育家陶行知认一位小学女生为“一字师”,则更加有趣。陶行知写过一首赞扬某小学的打油诗:“有个学校真奇怪,大孩自动教小孩。七十二行皆先生,先生不在学校在。”一位八九岁的女生读了这首诗,对诗句“大孩自动教小孩”不以为然,她认为大孩能教小孩,小孩也能教大孩,何况大孩、小孩在长辈眼里一律是小孩,没有区别,所以这句诗应改为“小孩自动教小孩”,才算妥当。陶行知听完她的批评,觉得很有道理,当即夸赞这位聪明的小女生是他的“一字师”。 “一字师”之所以可贵,是因为一字之易使诗文的才思、意义、神韵、境界都有了欢快的交集,有时要将佳作提升为精品,省此一举还真不行。 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炼字》中有个明确的说法:“故善为文者,富于万篇,贫于一字。”这就说明,最传神的某个字似乎具有隐身功能,即使是范仲淹那样的高才,也需要“一字师“从旁提点,何况才智远不如他的作者呢?王开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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